专家称中国的研究处于世界中心 从古至今，了解国家的努力塑造了历史的进程。
编者按：中国世界研究大会于周二开幕，约有 230 名国内嘉宾和 200 名国际嘉宾出席。当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想法时，本文深入探讨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几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丰富的知识交流网络。
“为什么要远赴东方，也许是西方人的耻辱，去寻找一位朴实、谦虚、朴实的圣人，他在我们的庸俗时代之前六百年，当整个北方都知道如何写作，当希腊人刚刚开始以智慧而闻名的时候，就教导人们幸福地生活？这个人就是孔子……”
这段话摘自法国启蒙思想家沃尔特的《哲学词典》。这些话的背后是他那个时代的严酷现实，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对这一现实。n 写作。这个想法是，腐败和镇压的天主教会与专制君主制结盟，并通过迷信和迫害维持下去，而群众却忍受着贫困、无知和不公正。
研究16世纪和19世纪中欧交流的著名汉学家张西平认为，伏尔泰将儒家中国和法国进行了对比，儒家中国实行精英官僚制度，允许人们攀登社会阶梯，而法国则由教会和贵族垄断权力，普通民众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他在儒家思想中看到了理性和世俗的道德，一种基于理性而不是神圣启示的伦理，它为人类和统治者提供了一条不依赖基督教教义的个人美德和国家繁荣之路，”张说，强调了这位法国哲学家的参考。他的私人书房被称为“孔庙”，他本人就是“孔子的学生”。原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张先生目前正在上海参加世界中国研究大会，来自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学者将在会上分享观点和见解。
“‘汉学’一词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根源。‘Sino’意思是‘中国’。它源自拉丁语“Sinae”，意思是“中国人”，而后者又源自希腊语“Sinai”或“Sinae”。这是古代欧洲人用来指代中国的术语，可能起源于秦朝（公元前 221-206 年）或来自丝绸之路已知的地区。因此，汉学的字面意思是对中国的研究。中国。 ”，张先生说道。
“今天，汉学主要指的是对历史中国进行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文献学研究，而‘中国研究’涵盖了对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更广泛的、跨学科的思考，尽管这两个术语有时可以互换使用。”
了解旅程你
四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一直在汉学和中国研究之间努力了解中国。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当时耶稣会传教士（其中一些人与伏尔泰有通信）首次抵达。
“耶稣会传教士集体创作了大量的古典中文著作，并将西方数学、天文学和地图学带到了中国，而他们的书信、游记和翻译则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历史和艺术，创造了非凡的知识交流。我们今天仍在寻求复兴的双向知识，”张说。
这些著作中最突出的是《孔子·西纳鲁姆·哲学》（中国哲学家孔子），这是 1687 年儒家文本的拉丁文译本，由四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路易十四的赞助下编译而成。
1814 年，让·皮埃尔·阿贝尔·鲁萨 (Jean-Pierre Abel-Roumsa) 是一位法国汉学家先驱，他研究传教士和耶稣会带到欧洲的中国文献和报告传教士。特拉弗勒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中文系教授，成为第一位专门担任中国研究学术教授的欧洲人。
“虽然学术汉学家越来越多地继承传教祖先的榜样，但有一点仍然存在：以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代表的许多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信仰时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深深尊重，”张说。
1582 年抵达中国，利玛窦学习了古典汉语，采用了儒家服饰和习俗，培养了文化敏感性和相互了解。通过这些交流，他加深了与学者、官员的友谊。
“必须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考虑此类交流，”张说。 “虽然欧洲列强征服并掠夺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罕见的例外，通过对话和文化交流与西方接触。这种对比是巨大的。”很重要。”
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
然而，到了19世纪，情况并不顺利，当时的中国完全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取得胜利，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并开放通商口岸，开启了“百年屈辱”。
随着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及其学术观点受到严重影响，针对这一时期中国的衰落，赞扬取代了对中国的停滞、专制和抵制进步的描述。被称为“东方主义”的殖民框架继续发挥着微妙的影响，尽管后来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就是一个例子，他通过自己的欧洲中心论和辩证法框架来看待儒学，并得出结论：儒学并不是植根于抽象形而上学思想的真正哲学，而只是旨在创造稳定国家和有序社会关系的道德格言的集合。化。
名誉主任、研究员何培忠先生表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研究中心，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研究。
他说：“‘中国研究’一词首先由美国学者使用。约翰·金·费正清等人通过跨学科方法，将中国社会变革与更广泛的现代化和全球互动模式联系起来，在美国大学将这个术语制度化。”他指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名字。
“费正清拒绝了中国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文明的旧观点，而是提倡一种‘影响-反应理论’，这种理论主要通过西方的压力和干预来解释现代中国的历史。在这种范式下，现代中国表现为一种准反应性文明，改革、制度和现代化努力是为了应对外部挑战而出现的。”。
对于他和其他批评者来说，这一理论低估了内部改革和社会动态。
“过去五千年来，在文化好奇心、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的驱动下，世界不断地研究中国。但每次，外部因素都塑造和扭曲了中国的形象，使我们无法得到真正完整、准确的表述。”他说。
“因此，中国不仅要让自己被研究，还要保持和加强自己的研究能力。我们必须阐明自己的立场，通过这样的论坛促进与国际学者的真诚对话。”
在反思中国的历史韧性时，他说：“重塑不是断裂，而是传统本身。为了保持相关性，中国研究必须解决这种动态连续性。”
新的思维方式
张认为，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新儒学就体现了这种连续性。在合作的背景下面对现代化和文化认同，中国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中重新诠释了儒家哲学。认同，将历史描述为一种连续的文化逻辑，将儒家人文主义描述为统一伦理与理性、使人类行为与宇宙秩序相一致的普遍原则。
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宇宙存在道德维度，认识到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质使我们能够与世界的最终现实和谐相处。
1954年，英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李约瑟出版了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通过追溯中国对全球科学技术的贡献，挑战了欧洲中心论的假设，帮助西方读者从独特的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
1778年4月，83岁的伏尔泰在访问巴黎时结识了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两个月后，伏尔泰去世，五年后，美国根据 1783 年巴黎条约承认独立。
“虽然这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法国启蒙思想与美国革命的结合，但自认为是启蒙传统一部分的富兰克林很可能通过阅读伏尔泰以及与同一知识界的互动，接触到了儒家思想，尤其是一种没有神学或精英政治的伦理思想，”张贝塔说。
“今天，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强国，对中国的研究早已不再是一种好奇，而是一种必要性。但对于我们这些植根于历史的人来说，中国应该始终被视为世界研究的中心主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