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上海，10 月 13 日 问：“中国研究”为何“全球化”？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大学教授杨惠林
中新社记者 范中华
第二届世界中国研究大会即将在上海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位学者为“中国研究”带来了“全球视野”。从过去的经典文本翻译和呈现，到今天的全球对话，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是如何演变的？今天的《中国史》建构为何需要各国学者的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大华大学教授杨惠林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方问答专访时对此做出了解释。
entmagazine 的转录总结如下。
中国新闻记者：西方中国研究始于中国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与介绍.文学作品在促进西方了解中国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颜惠林：文学作品蕴藏着一个国家最深厚的文化记忆，是了解文化生态的直接门户。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也是如此。当然，中国古典文学的西译离不开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以生动的故事表达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特征，其独特的讲故事方式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它的读者往往属于不同阶层，很难用其他文学来替代。
例如，美国国父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后的十二月》之前，向他的姐夫推荐了一份书籍清单，其中包括两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都是文学作品。另一部是《浩秋传奇》，至今鲜为人知。但很早就被翻译到西方。 《赵氏孤儿》在西方广泛流传，影响了伏尔泰等重要思想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它已成为了解中国伦理观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它的法文译本首先收录在德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记》中，杰斐逊看到的英文译本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改编的。他看到的《好山传说》是英国诗人珀西编的。其中一些是基于现有的英文翻译，还有一些是珀西本人从葡萄牙语翻译而来。因此，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学者继续沿用西方文学史的概念来整理中国文学史。英国汉学家贾尔斯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序言中甚至指出：“这是第一次尝试写《中国文学史》”。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也许可以说明文学作品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有多么重要。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第九届巴黎中国戏曲节在法国巴黎吉美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图为京剧节开幕作品京剧《赵氏孤儿》场景。中国新闻社记者李阳供图。
中国新闻记者：中国的全球考察将对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惠林：“世界中国研究”的概念，是指“历史中国研究”和“现代中国研究”首先要纳入“世界中国”的背景之中。由于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中国的中国”，“历史中国学”和“现代中国学”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关于文化的。文明交流互鉴。另一方面，“只有追根历史，才能认识现实世界；只有追根文化，才能认清今天的中国”。这是连接历史和现在的关键。比如，中国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除了历史的逻辑，还有文化的逻辑。这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应该是“世界汉学”的基本期望。
具体来说，世界中国研究特别强调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对话。尽管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不同文明的中国文化时可能会感到有些偏差，但他们提出问题的方式、关注的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与中国学者不同。ars。这种差异确实是一个对话的机会，也为进一步思考提供了空间，鼓励我们发现被忽视的问题。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马丁·科为《剑桥中国文学史》撰稿。他在《日本文学》中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 “中国象形文字”的核心是声音而不是意义，《诗经》很多篇章的重要意义就是“礼行”。尽管这可能与传统理解不一致，但它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并赋予看似没有多大意义的风格化歌曲和诗歌以意义，从而激活研究的新方面。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需要中国学者的回应，形成完整的链条，真正揭示相关方面。问题。这很令人惊讶，但毕竟我能看到的材料有限。那时，人y 文化资产尚未被挖掘。 「山の犠牲畜から洞窟と天国の祝福された土地へ」の文化的な物语を実证してきました。そうして初めて、shiャ・ワンが発见した「大」きな问题、本当の问题、そして无视された问题」を完全に说明できるようになる(riー・rin着「shaha・wannの『头龙』を読む」）。
2024年12月1日，特展《触龙：从山祭到洞天福地》。图为杭州西湖中浮现的北宋金龙前，围观者驻足拍照。摄影提供：曹丹
此外，许多对中国文化和经典的研究可能需要回到中国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阐释。例如，日本著名高僧道元曾“入宋求法”，《正法源藏》中写道。由于它本来是“从中国引进并发展起来”并翻译成日语表述的“禅宗哲学”，因此被认为是晦涩难懂的。后来日本汉学家何彦生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并恢复了术语中国佛教思想的y与逻辑. “直到我们回到我们的母语中文，才真正理解了这本书的含义，”他在东京大学的序言中说道。
中国新闻记者：您曾经指出，完全不同的语言方法可以包含全新的逻辑。因此，中国和西方双方都需要通过对方重新认识自己。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
颜惠林：在不同语言表达同一思想的差异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其有限的意义，而且可以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共同的、独特的思维逻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汉学家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翻译《论语》时，将“宽恕”译为“互惠”（今天常译为“互利”），并且全部使用大写字母（RECIPROCITY）。这与朱熹所说的“自重而人”的说法非常吻合。从字形来看，其解释是“如心”似乎被广泛接受。但有趣的是，《说文解字》中的“舒”实际上是一个表情符号，只是“发自内心，如声音”，并不具有理雅各“翻译”的含义。因此，现在的“宽恕”一词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西化了，而西班牙语中的互惠仅凭詹姆斯·莱格的翻译无法从单一的角度来理解。这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从这类概念中提取出中西对话的“意识形态语法”是完全可能的。它的“解释力”是双向的，只有在两种语言方法的相互解释中才能充分显现出来。
2021年5月15日，2021年度“一带一路”汉字颁奖暨多国译本《论语》颁奖典礼在山东省济宁市曲阜镇女山圣地举行。中新社发 任海霞 摄中国记者报：当今世界打造“中国故事”为何如此重要？
颜惠林：叙事方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逻辑。我认为“中国故事”不仅仅在于故事的内容，更在于故事本身。比如，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打破西方形而上学“同一律”的观念。只有回到“和睦相处”、“共识共同体”的“中国故事”，才能理解为何有“和而不同”、“天上大学”，以及“人类文明多样性”、“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这意味着“文明之间的交流超越了文明的割裂”；这应该是“文明之间的互鉴超越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之间的共存”的逻辑基础。
其次，在当今世界任何概念体系都不足以作为真正的起点，因此任何文本都只能是“互文”，任何话语都只能是“对话”。而“对话”是“中国史”的本质特征。预计这一点将在全球中国研究对话中得到证实。 （或更多）
受访者简介：
颜惠林先生。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惠林先生，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大华大学教授。曾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他主要致力于比较文学和宗教研究。近期主要著作有《意义》（2018年修订版）、《之间的关联》（2025年），英文论文集《基督教、中国与文化问题》（2014年）、《之间》不同的文化”（2025）。
